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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八年（1669年），康熙皇帝“智擒鳌拜”，并当众定下鳌拜的“三十大罪状”，同时削夺了鳌拜的全部爵位和职务，不过康熙还是念及鳌拜的功勋，将“立斩”改为了“禁锢”，一代权臣鳌拜就此彻底倒台。不久之后，鳌拜便在狱中郁郁而终了。

然而，康熙皇帝在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年）的时候，为鳌拜的家人洗脱了罪名，进行了重新任用，并在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）对鳌拜进行了追封。到了雍正朝时期，雍正皇帝不仅重新恢复了鳌拜一等公的家族世袭爵位，之后更是将爵位提升为“一等超武公”，鳌拜家族也恢复了往日的荣光。而到了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，乾隆皇帝重新厘定了鳌拜的家族世袭爵位，将其降为了一等男爵。至此，鳌拜的功过是非也就此盖棺定论了。

鳌拜确实为大清王朝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，无论是在战场上，还是在朝堂上，鳌拜都承担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鳌拜就是再张狂，他贪恋的只是权势和地位，并没有想过要谋反，也没有想过取康熙而代之。而这也就成为了日后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皇帝为鳌拜进行“平反”，并重新厘定功过是非的基础所在。

康熙为鳌拜“平反”，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确实做得太过了。的确，康熙在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了极强的果敢与魄力，可他的年轻气盛、做事考虑不周也在日后遭到了诟病。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年），康熙皇帝为鳌拜的家人洗脱了罪名，并重新启用了鳌拜之孙达福。其实这个时候，人到中年的康熙皇帝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“错误”，只是碍于情面，同时顾及到自己的帝王威严，不好直接为鳌拜“平反”，所以只得在鳌拜的家人身上进行弥补。

雍正、乾隆为鳌拜“平反”，更多的还是出于政治统治的考量。雍正五年（1727），雍正皇帝恢复了鳌拜一等公的家族爵位世系，雍正如此行事，还是为了其皇权稳固的需要。

一方面，此时的雍正刚刚处理完包括八阿哥、九阿哥等一众自己的“政敌兄弟”以及鄂伦岱等众多自己的反对者，同时还拿下了年羹尧、隆科多等对自己有功之臣，雍正需要借助恢复鳌拜的家族爵位，从而为自己争取一些舆论主动，以安定人心。

另一方面，雍正这也是在积极安抚和拉拢朝中大臣，特别是那些“名门之后”，借此昭示自己的怀仁之心，使得其能够改变对于自己的态度，安心为自己效命，以维系皇权统治。

而到了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，乾隆皇帝对于鳌拜旧事重提。当然，乾隆皇帝此举也是出于政治统治的考量。一来，这时大清王朝的统治非常稳固，他需要的是树立“忠君爱国”的意识，于是这才有了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年）前后编撰的《贰臣传》和《逆臣传》。而鳌拜毕竟是有过飞扬跋扈、擅权专政的行为，这是乾隆皇帝所不希望看到的，所以才会将鳌拜列为了“反面教材”。

二来，乾隆皇帝崇拜康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，因而雍正过分抬高鳌拜地位的举动在乾隆看来是对康熙的“指责”，再次“推翻”自己父亲雍正的决定，也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。

就这样，鳌拜在康熙八年（1669年）彻底倒台后，经过康熙皇帝的“松口”，雍正皇帝的“跨越”式追封，以及乾隆皇帝的重新权衡，他的功过是非也最终得以了盖棺定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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